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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型，是国内外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前沿课题。本文分析国内外数字经济下社会保障探索的路径与特征，提出数字经济时代社会保障转型理论创新值得重视的若干议题。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下社会保障制度文明内涵及外延的边界，呈现出以包容性增长、动态化社会风险管理服务为主线的多重转型。社会保障是经济保障的制度安排，社会保障的海量数字要素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力，社会保障制度转型出现新变革，社会保障风险治理和社会保障管理服务需求呈现新特征，数字经济时代社会保障制度转型的理论创新空间亟待拓展。
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兜底性和基础性制度安排，发挥着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然而，社会救助实践却过度追求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救助的工具性目标，而忽视了社会救助制度的价值性目标。有鉴于此，亟需厘清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救助的优势与局限，并找到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提升社会救助“温度”的现实路径。本研究认为：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救助应实现“有为”和“有情”的共融与平衡，数字技术既能为提升社会救助的精准度提供技术支持，又能促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的有效落地；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救助虽可实现精准救助、高效救助和智慧救助，但也面临救助资源和救助需求匹配偏差、信息共享不充分、基层执行者数字负担重和诱发目标群体数字不平等的局限；为找回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救助的“温度”，应该在数字化转型中促进选择权、体验感和获得感的回归。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了超大规模性的典型特征，体现在制度体系完整、覆盖规模超大、资金规模超大、服务体系超大、内部差异超大、外溢效应超大。中国社会保障的超大规模性，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体现在互助共济功能强、抗风险能力强、宏观调控能力强、自我调节能力强、能动作用强、壮大耐心资本。同时，也会给未来社会保障发展带来一些特殊困难，主要是自主决策难、凝聚共识难、边际调整难、集中管理难、颠覆性错误的代价不可承受。中国社会保障要从超大到超强，还需重视大国社保经验、夯实强大物质基础、提高社保决策层次、建立社保国家制度、加强数据集中管理、促进社保经办专业化。
福利国家是在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重前提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其演进历程中，福利国家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资本主义的“财政危机”与“合法性危机”，进而陷入了一个周期性的缩减、适应与重组的过程。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应运而生并迅速崛起。然而，当前资本主义体系正面临着“不平等加剧”“社会再生产困境”以及“生态危机”三大严峻挑战，新自由主义同样遭受了新的冲击与严峻考验。本文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三重危机的发展趋势及其产生的根源，并从理念层面与政策层面出发，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同时，本文还探讨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背后的深层次驱动力，并以“去增长”理论为基石，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受苏联“免费”医疗服务体系的间接影响，英国于1948年建立国民医疗服务制度，至今已运行70多年。在其发展历程中，管理方式经历了从最初的行政指令到后续的管理体制改革，再到当前强调机构间的合作与整合的演变。虽然政策工具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制度创建时的理念却一直沿用至今。强调公平、保护弱势群体和发展社区医疗服务一直是其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常被拿来与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进行比较，并在国内学术界和公众中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由于中英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和医疗需求等因素存在较大差异，简单比较单一指标容易导致误导性结论，英国单项成功政策并不一定适应我国国情。因此，全面认识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制度理念和运行现状，而非仅限于单一政策工具和指标，对于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医疗保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三医协同发展与治理框架下分析了医保战略购买引导资源配置的理论内涵及政策路径。医保引导资源配置是现代医学技术进步、医疗资源组织模式变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医保推动三医协同发展与治理的内在要求。医保推动三医协同发展与治理的政策路径包括：一是通过战略购买推动医药产业转向创新驱动，促进医药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二是通过分类分项预算，引导优化医疗资源的宏观配置；三是通过支付方式改革推动医院管理的现代化转型，从分解式管理走向战略管理。要实现上述目标，还需要治理模式的转型与治理能力的提升。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地区不平衡性，具体表现为基金收支、筹资标准、待遇水平、政策设计等多方面的地区差异，导致制度公平性不足、共济性弱、管理难度大、个体风险保障缺乏精准性等问题；长期来看会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加剧个体不公平和地区不平衡，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试点先行的历史路径确立了属地管理的基本原则，叠加制度统一与分级治理的宏观治理体系共同塑造了我国基本医保的地区不平衡性。为着力解决医保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基于区域共济和央地协同的思路，通过强化顶层设计、理顺管理体制、推进医保区域制度一体化、技术赋能医保服务、探索更加精准的财政补贴等措施，弱化属地责任分级管理体系的组织弊端，破除导致基本医保区域不平衡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面向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医疗保险区域协调发展。
失能老人的支付能力，是长期照护服务需要转化为需求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从界定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需要、支付能力与需求概念出发，构建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需求概念模型；通过概念操作化，推导出基于概念模型的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需求测算模型。依据抽样调查与公开统计数据，分别测算陕西省与全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需要、支付能力与需求。研究发现，中国失能老人支付能力普遍不足，严重制约长期照护服务需要转化为需求。因此，建议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升失能老人支付能力，定向精准弥补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需要与需求缺口，为失能老人提供有效的资金与服务保障。
建立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必须准确界定“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概念内核，明确其对象普遍性、内容基础性、水平基准性之“基本”特性、“养老”之目标指向、“制度”之架构定位，厘清基本养老服务与养老服务、公共养老服务、基本公共服务等相近概念之学理边界，概括其全面覆盖、内涵丰富，政府主导、多元协同，需求导向、分层分类，统筹协调、融合发展，动态调整、逐步完善之典型特征，并注意法律法规针对性、管理机构整合性、设施建设全域性、服务内容层次性、供给主体多元性、需求评估精准性、人才培养系统性、资金保障多维性、运行机制流畅性、标准体系科学性，方能实现基本养老服务人人可及。
19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老龄化问题，催生了老龄保障政策建立。老龄保障政策既应对了老龄化问题，同时又建构了老龄概念。按照剩余型、工作能力-成绩型和制度性再分配型社会保障政策的类型划分，可以发现不同政策类型分别对老龄进行了不同的概念建构，体现出多样性的内在逻辑。据此可归纳为老龄保障政策的三张老人面孔，包括：经济市场主义逻辑下的弱者面孔，生产工业主义逻辑下的退休者面孔，政治民主主义逻辑下的投票者面孔。面向中国式现代化，自主性发展内涵可以使我国老龄保障政策超越西方现代化条件下的政策逻辑，走面向全体人民、以主动参与和社会融合为内涵、以需求为导向、以家庭为依托的老龄保障政策发展路径。
<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