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评论

(1)参见邓启铜等注释：《周礼》，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荒政十二”和“保息六”以散利、薄征、养老、振穷、恤贫、慈幼为主要内容。

(1)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8-193页。

(2)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3页。

(3)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慈善的论述见《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2、478、479、484页）、《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8、431、787页）、《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8、389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4页）、《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7页）、《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3、278、285、290页）等。

(4)引自1997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自检工作总结》，民政部档案馆提供。

(1)郑功成：《当代中国慈善事业》，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1页。

(1)潘乾：《马克思恩格斯慈善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2)《圣经》太19:24、可10:25、路18:25均有相关表述。

(3)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8-129页。

(4)韩丽欣、郑国：《中西方慈善文化传统资源的比较研究》，《南昌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5)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

(1)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4-195页。

(2)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90页。

(3)银培萩：《从“宗教转向”“世俗转向”到“圣俗协调”——试论西方慈善伦理演变中的“宗教基因”》，《宗教与美国社会》2020年第1期。

(4)王悠然：《商业逻辑主导西方慈善事业》，《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12日第2版。

(1)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43页。

(1)引自张春贤副委员长2020年在浙江省慈善法执法检查座谈会上的讲话。

(2)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2页。

(1)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论述道：“是的，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虚伪地施以小恩小惠，以使自己感到满足，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大慈善家的姿态，而你们归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似乎这样做就是造福于无产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8页。

(1)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方向》，《社会治理》2020年第10期。

(2)长期以来，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等概念在一些学术界和实务界人士中交叉使用。在官方语境中，对境外在华社会组织一般采用“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概念并有专门立法，即是指在境外合法成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智库机构等非营利、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对境内相关组织一般采用“社会组织”的概念，包括依法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自1994年至2020年9月，党和国家及民政部等有关部门文件对国内社会组织从未使用过“非政府组织（NGO）”的提法。非政府组织突出强调了该组织政治独立性，不符合中国国情。

(3)参见《2020年度美国慈善捐赠：基金会捐赠增长最多，企业捐赠40年最低》，公益时报网：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cishanjuanzeng/2021/07/18177.html,2021年7月30日。

(4)王婴、唐钧：《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事业》，《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1)官方慈善组织是指具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包括全国民政系统直属的慈善会系统、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办的各类基金会和慈善性社会服务机构，以往多称为官办慈善组织。由于这类慈善组织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由政府给予编制、财政拨款支持，属于“官办”性质，而大部分虽然是政府支持和直接管理的，但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都是按社会组织规则运行，故称“官方慈善组织”更为科学准确。

(1)参考2020年10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和2020年12月23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

(2)此外，根据2020年4月20日财政部公布数据，全国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1452亿元。2020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公布，截至2020年5月31日，全国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1624亿元。

(3)根据中华慈善总会《全国慈善会发展报告（2020）》，截至2020年12月，全国共登记认定慈善组织9000多个，据中国慈善联合会统计，2020年我国共接收境内外款物捐赠1900多亿元人民币，全国共有县级以上各类慈善会2707家，其中，前101家接受捐赠款物344.02亿元。根据《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2019年接收社会捐赠的主体——基金会、慈善会、政府、其他事业单位等接收的社会捐赠额分别为700亿元、280亿元、150亿元、200亿元，2019年社会捐赠收入合计为1330亿元左右。

(1)宫蒲光：《社会治理现代化大格局下推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2期。

(2)杨团：《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06页。

(3)李莉、陈秀峰：《透析我国官办型公益基金会体制特性及其改革的现实选择——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的理论视角》，《中国非营利评论》2009年第1期。

(4)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中国网络慈善发展报告》，2020年，第132页。

(5)参见2020年10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1)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法〉实施：成就、问题与制度完善》，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十三届】第189期简报，2020年，第10-11页。

(1)杨团：《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6页。

(1)任平：《论马克思主义慈善观》，《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