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救助领域正经历数字化转型，混合型社会救助模式应运而生。本研究以J县医保防贫数字化改革为典型案例，深入分析政府、慈善组织、平台企业三方主体在混合型社会救助模式中的多重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研究发现，政府通过吸纳式治理策略实现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展现精准高效与社会整合的行政逻辑；慈善组织采用依附式合作策略，体现了优化救助流程并增强自身公信力的公益逻辑；平台企业则通过嵌入式协同策略，展现技术创新与多方协作的市场逻辑。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背景下混合型社会救助的运行机制，可为构建公平、高效、可持续的社会救助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同时也为其他地区的社会救助数字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模式。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自动化决策系统将在对象识别、数据对比和算法推荐方面革新传统救助机制，预示着未来社会救助的重要发展方向。本研究尝试厘清社会救助自动化决策系统的技术架构、决策过程与人机交互模式运行机理，并揭示其在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和公正性方面的巨大潜力。研究深入探讨了社会救助自动化决策中算法偏差的识别与分析，并指出主要存在的三种偏差：数据集构建偏差、算法设计和运行偏差、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偏差。这些偏差对行政决策公正性有显著的潜在影响。为应对这些挑战，本研究提出促进社会救助自动化决策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治理措施，包括数据集的多样化、算法的公平性评估和模型的优化开发、决策机制的透明性和可解释性、人类干预的强化和动态监测机制的建立、法律法规的完善。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体系的重要一环，其核心功能定位就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保障法应基于该定位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并以此推动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在法理念层面，应将以公民最低限度生活保障为核心的生存权思想革新为“支援个人自主发展的平等条件”保障观，后者以个人主体性、将实质平等作为重心的平等、对自由限制与保障的平衡、面向发展的保障为基本要素，并以“具有有限社会风险抵御能力、自主性潜力有待发挥的‘社会人’”为理论预设。在此基础上，在法制度层面，应实现权利保障、规则层次、体系建构三个递进维度的整体性重构。其中，在权利保障上，推进从“纲领性规定”向可救济性社会保障权利的属性转型；在规则层次上，促进从“依政策治理”向“依法律治理”社会保障关系的效力提升；在体系建构上，推动从碎片化的制度设计向社会保障法典化体系的结构重塑。
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是破解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困境、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的重要举措。多元主体参与养老服务的合作生产是互助养老的本质特征。互助合作的历史传统、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村民自治的治理优势和孝亲敬老的文化基因共同构成了互助养老发展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互助养老经历了传统互助养老延续与集体互助养老发展、传统互助养老弱化与集体互助养老瓦解、现代化互助养老制度建构三个发展阶段。当前，国家顶层设计对互助养老高度重视，以农村幸福院为主体的互助养老设施快速普及，政府支持成为推动互助养老发展的核心力量，但存在多元主体参与合力不强、互助养老服务功能不完善和老年人参与行为不充分等实践困境。为此，需要从明确主体责任、健全发展载体、优化政策协同等方面促进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低保制度是中国社会救助体系的核心，但长期以来其基于家计调查的瞄准方法存在错保率和漏保率过高的问题。如何提高低保瞄准的有效性？本研究以广东的低保改革为例，呈现地方民政部门如何根据理论研究建立包括收入、家庭结构、住房条件、生活资料四个维度的代理家计指标识别体系进行低保对象识别方法的政策创新。同时，本文还通过政策评估的方式，验证了广东采纳的代理家计方法有助于矫正低保瞄准中的漏保和错保问题。广东在低保领域的政策创新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型范例，能够为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优化提供一定的经验启示。
伴随数字时代的来临，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备受挑战。从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出发，现代社会保障体系遵循资本增殖的工具理性逻辑，在实践中会引发忽视“人的主体性”的非理性后果。数字时代社会保障的工具理性逻辑一方面正在被生产方式和知识变革解构，另一方面在延续其非理性后果，导致社会保障体系需要面对工业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数字时代的冲击，以及二者的叠加效应。面对挑战，人的主体性复归为社会保障提供了发展方向，而内生人民性作为对人的主体性的继承与本土化发展，能够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复归。在实践中，可通过探索非正规就业者合作联社等形式，用内生人民性逻辑修正工具理性逻辑，探索新的组织基础和整合力量，完善数字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
启蒙运动时期是西欧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对社会救济的认识构成该时期西欧启蒙思想的重要内容。关于贫困及其成因的解释、对穷人提供救济必要性的争论、实施适度救济的有限共识，以及有关如何预防贫困所提出的全新主张等，构成这一时期西欧社会救济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西欧的社会救济思想虽然具有鲜明的复杂性，但是，从宗教性转向世俗性则是其根本特征。启蒙运动时期西欧的社会救济思想奠定了现代西方社会保障思想的基础。
本文从美国政治和利益结构的角度出发，在回顾了具有公共性质的联邦医疗保险（下称Medicare）于1965年艰难产生的历史之后，详细分析了在近60年的发展中私人医疗保险在Medicare中不断自我强化，并推动该制度性质由公共医疗保险演变为公私混合制度的过程。Medicare托付给私人医疗保险的各项目标未能得到很好的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市场失灵。本文关注Medicare的性质演变，不仅是为了澄清人们对复杂的Medicare制度性质的认识偏差，更旨在揭示私人保险公司经办和承办公共保险进而逐渐引发制度性质演变的本质——这是美国政治结构和利益博弈的产物，而非公共医疗保险制度治理的最优安排。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于，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时不能简单采取“拿来主义”，盲目效仿美国商保经办社保的模式。
伴随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推进，配套资源持续涌现，长期护理资源配置和供求状况备受关注。本文基于2015—2020年中国各省长期护理资源数据，利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中国长期护理资源区域配置水平及差异，并结合CHARLS数据与“七普”数据，测算建设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所面临的资源供求缺口，探究资源整合的优化路径。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长期护理资源配置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显著，呈现由东向西阶梯式递减格局；区域差异主要源于地区间不平衡，而结构差异源于社区养老服务资源不均；中国目前存在33万张床位缺口和161万护理人员缺口，西部地区和农村的缺口尤为严重。针对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建议优化护理型床位区域配置，推动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医疗机构富余床位向长期护理服务转型；加强部门协作，短期内合理利用医疗护理人员缓解人力资源需求压力；长期来看，必须构建以养老服务机构为核心的长期护理人力资源体系，实现制度稳定建设的目标。
在数字化转型中，社会保障的技术红利与制度挑战并存。为应对这一局面，需构建以人民需求为中心的数字服务生态系统，推动社会保障的数字化结构改革与系统集成。具体而言，应聚焦全要素保障、动态化筹资、精准化待遇计发、可持续权益和数字治理共同体，实现设计、组织、业务、服务和生态的集成化发展。同时，围绕数字民生要求和数字社保规律，以新质生产力赋能要素升级，以可持续战略引导风险识别，以平台化缴费机制实现筹资公平，以数字化技术强化管理规范，以新业态弹性助推服务流程再造，以智能化监管确保基金安全，系统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创新。面向包容性数字未来，需在技术祛魅、理性想象和制度正义的框架下，审视社会保障“智能综合体”的创新力、想象力和生命力，为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